本文摘自《手心向下》（啟示出版）
文 黃富源（馬偕兒童醫院名譽顧問醫師、馬偕醫學院、台大醫學院兼任教授）
當年馬偕醫院的基督教氛圍相當濃厚，每個月都有一次全院醫師的家庭禮拜，每週也有醫師禮拜。院牧部會安排新到職的醫師在禮拜中分享見證，因此我剛到馬偕時，便有機會向全院同仁分享自己的成長背景與求學歷程，以及在R3生病期間，從醫師轉為病人的深刻體會，也談到自己信主的經過。多年後，在二○一四年一次與內科醫師的聚餐中，李金生醫師還特地提起，當年在禮拜中聽到我的見證，至今仍印象深刻，這讓我十分感動。
六○年代的馬偕醫院規模不大，資源也相當有限。羅慧夫院長來到臺灣，是懷著奉獻的心志投入醫療工作；蔡主任是羅慧夫院長從美國禮聘回臺的醫師，院長對他非常信任，因此他可以當場決定聘用我。那幾年間，醫院陸續邀請多位在國外受訓的醫師返國服務，希望提升整體醫療水準。回頭看來，這些努力對馬偕後來的發展，奠定了重要的基礎。
來到馬偕後，我的月薪約六千元，太太教書也有兩千多元的收入，家裡的經濟狀況終於較為寬裕，不再為租屋與日常開銷煩惱。我們先住在吳興街，後來搬到士林中華福音神學院附近；而在我生病期間暫時由岳父母照顧的大女兒，也終於接回臺北，一家人重新團聚。
沒想到蔡主任在臺灣大約只待了四年左右，便舉家搬回美國，或許是對臺灣的環境不太適應。當時他大約三十七歲，而我差不多三十歲。令人遺憾的是，他六十五歲便過世了。二○二四年他的太太回臺灣辦事時，與我聯絡；她仍記得，幾十年前她先生曾經十分信任、也有意栽培的一位同事，就是我。
棘手的個案
蔡主任離開後，由施政雄醫師接任小兒科主任。他任內曾遇到一位兩歲的小病人，持續高燒不退，主治醫師多方診治仍未見進展。過去遇到這類棘手的病例，常會轉送到臺大；當時有人提議，不如交由我處理，因為我是臺大訓練出來的醫師。其實我當時也一時看不出病因，只好重新詳讀病歷，仍然沒有結果。最後，我決定帶著病歷，親自陪同病人到臺大請教陳炯暉副教授。
他詳細檢查後，詢問孩子發燒時是否伴隨疹子、早晨是否出現關節僵硬，並進一步觸診，短短幾分鐘內便作出診斷：幼年型類風濕性關節炎。陳教授建議住院治療，得知病人已在馬偕住院，便請我帶回繼續治療。原本毫無頭緒的我，因為這次請教，終於明白該如何處理這類病人。此後數十年間，我遇過許多長期高燒、其他醫師難以診斷的孩子，往往正是同樣的疾病；而我之所以能夠辨識，正是因為當年這位小病人使我學到了關鍵的一課。
在我剛進入馬偕小兒科時，曾遇到一位小病人住院兩、三個月後不幸過世，並積欠了一筆不小的醫療費用。經醫師勸說後，家屬同意捐贈遺體，由病理科進行解剖了解病因。病理科主任已經知道真正的病因，但刻意保留答案，準備在臨床病理討論會上揭曉。
小兒科主任直接對我說：「你是臺大來的，這個病例就交給你。」於是，我投入大量時間查閱資料，反覆整理整個病程，又特地請教臺大醫院的陳炯暉教授。陳教授仔細看過所有資料後，提出幾個可能的方向，要我回去逐一求證。經過將近一個月的查證與思考，我終於有把握將診斷定為「全身型巨細胞涵體症」（generalizedcytomegalic inclusion disease）。
當時是民國六十一、二年，馬偕全體醫師，包括主治醫師、住院醫師和實習醫師大約四十人，都要在清晨六點從總院搭交通車前往淡水院區，參加臨床病理討論會。我永遠記得那一天，淡水非常濕冷。我穿著特地購買的厚重毛料大衣，在簡陋的大講堂裡，向所有人報告我的研究結果。我條理分明地描述這位病人的病程與症狀，並加以分析。在最後的結論中，我很有把握地作出這個診斷：「全身型巨細胞涵體症」。
原本準備壓軸公布答案的病理科主任，也只能點頭同意。那一刻，我深深體會到扎實準備與前輩指點的重要，也格外感謝陳教授為我指引方向。
我們大約每兩、三個月就會舉行一次臨床病理討論會。前一次事件過後不久，又遇到另一個病例。這名小病人過去曾在臺大醫院住院，當時我還是R2，曾親眼見到兩位教授為他的病情各持己見，最後仍無法定論。孩子一度病情穩定而出院，之後卻再度惡化，轉到馬偕住院，最終仍不幸過世，當時他才八、九歲。無論在臺大或馬偕，從總醫師到主治醫師，都無法確定病因。經醫師說明後，家屬最終同意進行病理解剖。
和上次一樣，病理科並未事先透露解剖結果，而是留待臨床病理討論會上公開。當時馬偕醫院病理科只有一位醫師，也就是主任，專心從事病理研究，不需負責臨床工作。基於前一次的經驗，小兒科主任很乾脆地對我說：「這個病例也交給你。」我只好再次接手，投入時間研究病情，並直接請教李慶雲教授。這位小病人過去曾在臺大醫院住院，正是當年李教授與另一位教授激烈辯論的案例之一。李教授聽我說病人已過世、即將進行臨床病理討論會，便鼓勵我仔細分析，並要我之後一定告訴他最後的結果。
經過反覆研讀與比對病程，我判斷這位男童罹患的是紅斑性狼瘡。這種疾病多見於女性，因此當年在臺大才會爭論不休。到了臨床病理討論會當天，又是一個寒冷的冬日清晨，幾十位醫師齊聚一堂。我上台報告病史與臨床表現，逐一說明為何所有症狀都可以用紅斑性狼瘡來解釋。最後，病理科公布的解剖結果，也證實了這個診斷。
或許正因為幾次在臨床病理討論會的表現，讓院長與副院長留下了好印象；再加上蔡主任離臺前，可能也曾向院方提起我。在施政雄醫師離開後，小兒科主任一職出缺，院長便指派代理主任。我進入馬偕小兒科僅三年便接下主任的工作，當時我才三十三歲。
接下兒科主任的重責大任
我接任主任後，原有的幾位主治醫師陸續離職，小兒科一度只剩下我、黃喜祥醫師，以及自加拿大返臺的何文佑醫師。我們三人合力撐起整個小兒科，同時開始招考並培訓住院醫師。幾年之後，這些由我們親手培育的年輕醫師，也陸續升任主治醫師，小兒科的人力才逐漸穩定下來。
隨著醫師人數增加，病人數量也快速成長，門診經常人滿為患，病床幾乎長期滿床。為了因應需求，我們將每年招收的住院醫師名額，從原本的三人增加到九人。
在這樣的制度下，第三年會選出兩人擔任總醫師，第四年則僅能錄取一人成為主治醫師，競爭相當激烈。
許瓊心醫師是我們招收的第一位女性住院醫師。她完成總醫師訓練、申請升任主治醫師時，獲得全體主治醫師一致支持。此外，我也邀請原任職於婦幼醫院的梁德城醫師加入團隊。他在兒童血癌治療方面的專業，為馬偕帶來極為重要的貢獻，治療成功率更居全臺之冠。之後，林媽利醫師也加入團隊。
林醫師原在臺大醫院病理科服務，之後赴美進修。返臺時，經由許輝吉教授介紹，請我協助安排她到馬偕醫院任職，吳再成院長也欣然同意。她後來在馬偕醫院展現卓越的專業能力，對臺灣血液醫學的發展貢獻良多，備受推崇，因而被尊稱為「臺灣血液之母」。林醫師也曾在公開場合分享研究觀點，從學術角度探討臺灣族群的基因特性。
我邀請的梁德城與林媽利這兩位重量級醫師，後來都成為醫院的重要支柱，小兒科也因此更加蓬勃發展。那段時間，馬偕的小兒外科亦逐漸成形。當時外科主任同時負責成人與兒童的手術，因為他資歷比我深，我便暫時依照原來的方式運作。後來我想到一個作法，只要遇到需要開刀的新生兒，便請臺大醫院的陳秋江教授前來協助。那時臺大尚未實施專勤制度，陳教授可以到馬偕支援。也就在那段期間，我家鄉布袋戲團團主阿龍的孫子罹患小腸閉鎖。當時高雄尚無新生兒外科醫師能進行此類手術，於是透過我母親輾轉來請託，希望能將新生兒送到臺北。孩子送來後，我先為他做評估，隨即請陳秋江教授前來動手術。手術進行得很順利，術後恢復情況也相當良好。經過布袋戲團主阿龍的宣傳，我的名字在家鄉聲名大噪，我的母親也非常高興。
陳秋江教授的手術功力精湛，是醫界公認的事實；然而，在這段時間裡，馬偕醫院的外科主任仍然持續兼做小兒外科手術。何文佑醫師自加拿大返臺後，也開始照顧新生兒，但一旦需要手術，仍只能轉交外科處理。有一天，他忍不住對我說：「黃主任，這樣下去不行，我的病人幾乎是開一個就走一個，我們是不是該想辦法，在馬偕培養一位真正專責的小兒外科醫師？」為了正面面對這個問題，我提議由小兒科三位醫師—何文佑、黃喜祥和我，一同向吳再成院長說明實情。院長同意後，我們安排了一次會議，與院長及外科部主任共同討論未來的方向。會議中，何文佑醫師的直率與勇氣，至今仍令我印象深刻。他帶著濃厚的廣東口音，走到黑板前，將一個又一個新生兒的病例寫出來：診斷為何、何時接受手術、最後的結果如何—幾乎每一例都以死亡告終。他一邊書寫，一邊逐一說明，毫不掩飾當時醫療上的困境與無力。
院長聽完後表示，既然兩位主任都在場，不妨先釐清方向：究竟由外科主任正式投入小兒外科，還是由小兒科另行培養專責醫師。外科部表示兩週後回覆。最後的決定是：由小兒科主任全權負責。也就是說，小兒外科的未來，正式交到了我手中。
（圖片來源：motionelements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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